自然资源治理

治理是人类社会管理事务的方式。这不仅仅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治理。除了独裁之外，治理需要大众的同意，应该以科学和/或经验的知识为基础。“传统知识”是通过对自然的长期观察而发展传承的，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怀着同理心管理本地区域，并将这些观察转化为治理实践。这种整体性知识很难复制，因此是一种宝贵的资源。“现代科学”比较不同地区的观察结果并进行实验，可以迅速获得证据，这在不断变化的时代非常重要。适应性管理可以通过结构化的方式了解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来为决策提供信息。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有一个全球公认的流程，根据种群大小和种群下降速度来确定物种的状态。如果基于良好的数据，没有一致的证据表明数量在下降，那么这个物种就是“最不需要担心的”，而一个物种，其成熟的群体与它的寿命相比迅速减半(对鸟类来说通常在20年内)那它就是“濒危的”。 如果能找到方法逆转下降的原因，除了最大型的物种之外，所有物种的种群数量都能迅速再次翻倍，并可能继续增长。当局发现了两种方法来逆转物种种群数量下降的趋势: 惩罚和奖励。

保护与惩罚

IUCN也有保护区域的分类，从允许大多数人类活动的地区到限制进入的地区各不相同。对物种的保护力度也各不相同，从只在繁殖期间禁止捕猎到禁止无例外捕杀;“动物权益”组织甚至希望禁止任何动物的饲养。如果有公众的支持，并且违法行为容易发现，比如用DNA取证，那么保护性的法律就成功了。如果物种对当地社区造成明显的损害，特别是如果违法行为很容易被隐瞒，保护的效果就会降低。如果被发现的风险很低，严厉的限制和惩罚并不能阻止罪犯，还可能会在当地社区间造成误会。

奖励与恢复

动物制造冲突的地方使得一些管理方法赢得了当地人民的支持。维持和恢复生态系统需要当地长期的努力。法律不能强迫所需要的努力，对管理的限制也会阻止这种努力。然而，如果野生物种有价值，而且可以被可持续地利用“来满足现在和未来几代人的需求和愿望”，社区就会保护它们，除非围栏和农业能带来更好的回报。为了保护那些有问题的物种，奖励比强制更有效。获得肉类和出售宝贵的狩猎权可能是一种丰厚的回报，就像观看野生动物一样，旅游可以在不破坏生态系统的情况下为当地带来价值。其他对保护的奖励包括对国家支付管理工作费用以及对最佳实践设置奖项。使用有可持续证明的天然产品也有好处。最近关于自然保护的主要国际协议《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提到可持续利用的次数是保护的5倍。

适应性治理

良好的治理应适应环境的变化。例如，一个足够丰富可以持续利用的物种，可能会变得稀有，需要保护，但只有在它的丰富度得到恢复之后，可持续利用带来的收益才能再次激励对其生态系统的保护。如果该物种已经成为保护或旅游的标志，或者通过国内繁殖满足需求而赚钱，其他地方的人们可能会反对重新使用该物种。可能有限制和详细监测的需求，如果没有额外援助，当地人民是无法满足的。尽管如此，如果小心引导的话，那些珍惜和管理他们所居住的土地的人通常比那些希望保护别人的野生动物的人更有实际能力来保护属于“他们的”自然。然后，良好的治理包括制定法律，通过最佳行动促进保护，并使当地人民再次可持续地受益。欧洲委员会已经通过了援引这些原则的宪章;《保护迁徙物种公约》已将其应用于其猛禽备忘录（Raptors MoU）计划。